镜里人：成长“象”证
曾健勇绘画的大多数素材似乎在2007年的作品都就出现了，比如“大队长”系列中出现的带着“黑领巾”的、脸上有瘢痕、碎裂眼球的男孩肖像，男孩和女，伙伴系列孩的组合肖像。《小雨天》、《大风天》、《大晴天》这三幅场景性的“风景绘画”出现的雨水、枝桠，笼中鸟，船上的狗，树长的猪，跃出的鱼，晾晒的袜子，伞、救生艇，梯子、电灯、门、鞋、吸尘器管、铁锨、灯、猫等后来持续的出现在他的绘画中。
他在国画系接受的传统技法和视觉处理的训练、最初从事插画和动画设计、绘制的经历——他画了大量的儿童插图——以及对儿子的童年生活的观察、对家庭生活的感受似乎在2006年至2007年之间融合、沉淀出一系列的“视觉意图”，并赋予形式和技法的不断试验，比如尝试用木炭作画，尝试在背面作画映衬正面形象，怎用不采用线条而用渲染、平涂在塑造主角形象尤其是轮廓、用胶水来固化水墨等等。
此后的创作则是从原点不断辐射出新的子系列，2008的“成长系列”相较“大队长”系列似乎稍微夸张了眼睛的碎裂程度，同时，视角也有近景肖像变得距离稍微远了一点，背景则变大，让画面变得更为沉静。2009年的“夜游”系列则让人物处在场景中，如男孩跨在树枝上凝视前方，“伙伴”系列则让女孩、小狗等出现在帷幕后，与前景的男孩、女孩成为伙伴；“同学”系列则出现了二人、三人群像。2010年则出现了角色扮演的场景，“头号人物”让主角扮演船长、红色娘子军，“少年时代”系列出现了失眠、同学这样的分主题、分场景；2011年的“头号人物”系列新作出现了宗教有关的主题和符号，如荆棘、花环、十字架等，到2012年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强，造就了“规训者”系列和“牧歌”系列。
其中2011年的变化似乎意味着他的创作驱动从之前的“从个人和家庭经验出发”过渡为“象征性地融合更多社会性内容和思考”，当然，这里面仍然保持着他对绘画的直观效果和形象感知的一贯重视。
2011年在西班牙——在这个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，每个村镇的公共生活中心都是教堂，那里面繁复的宗教绘画和雕塑也曾让我流连忘返——的旅行唤醒了他对于宗教的记忆，他的家族从晚清时代起就信奉天主教，曾祖父、曾外祖父曾担任牧师，父亲至今还是教堂的赞助人，他自己的婚礼也是在教堂中举行的。“头号人物”系列中出现了模拟宗教绘画图式、动作的隐喻性主题，如十字架、手捧圣经之类的符号和动作。这意味着对宗教蕴含的社会化机制的某种认可，无论在那个社会中，要将初生的野性驯服为文明，将怪异之举纳入正常解释系统，都是以大量认同性的“模拟”和标记为基础的。
事实上，这一系列绘画中的“模拟”是三重的：首先是未成人的青少年模拟成年人，其次是当代神情的男女模拟有古意的宗教人物的举动，第三就是画面构图对应模拟宗教绘画的典范。这在《规训者-出场》这幅作品中最为复杂而鲜明——少年男女在模拟成人、模拟宗教绘画的典范动作，针对的则是木马和脱毛的鸡，这是一种可笑的扮演游戏？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化规训程序？创作者，以及我们观众则以成人的视野面对这一场景，还可以猜一猜木马和鸡或许象征着教化的两种结果——“无动于衷”或者“拔毛助长”。但艺术家显然并不试图就规训的好坏——它是如此普遍乃至必不可少的存在——发表宣言，而是全力用个人的细致观察力和绘画技巧来呈现这种“模仿之模仿”。
如果在中世纪，艺术家或许会强化他的绘画里那种混同美学和道德意涵的示范性，只是在今天，樊尚（Vincent of Beauvais）那样宏大的自然之镜、知识之镜、道德之镜和历史之镜的的分类已经不再有效，知识、道德、审美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。如今的时代最重大的经历似乎都是一个个新闻事件、知识点的片段性的冲击，以及切身的具体交往事件、偶然欲望的感知。自我的成长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连续性的经验累积和知识塑造过程。
在曾健勇的绘画构成的成长镜像前，艺术家既是一个视觉形象的创作者、成长经验的传递着，也是一个自我观察者，他以第一人称、第二人称和第三交互变换的形式——在作品命名上也是如此，如“我们终将老去”就是第一个人称，而“规训者”则变成了第三人称——存在于绘画之中。
从历时性角度树立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画作，或许可以概略的将他的绘画对应的成长阶段予以切分：
第一个阶段，受挫和受伤，2007年到2008年。这些作品描述从受父母保护状态进入到他人、语言和社会之中——最直接的当然是学校——的最初感受，他和强悍的社会现实规则相碰撞，受伤，自怨自艾，也许他有愤怒，有对抗，但似乎于事无补。
第二个阶段，接纳和被接纳，2009年到2011年。他开始适应自己的“社会之我”，他在家庭、社会中扮演某种身份，在搏斗中似乎取得一个个小胜利，但或许也意味着投降更多。
第三个阶段：传承和教育。他有可能正在变成变成第一阶段的自己的对立面，他已经开始适应作为儿子的父亲、父亲母亲的儿子、和社会接受的艺术家角色，他对于社会制度、思潮演变有着更为深入广阔的思考，偶然也对自己此刻的角色转换感到的一丝啼笑皆非，因为这是有关成长的最残酷的寓言：被规训者变成规训者。
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，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，干预它，给它打上标记，训练它，折磨它，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、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。
——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